改革开放之初，在一次家乡的宴请中，有一位父母官说：教授有才能，又常常出国，却很关心家乡，值得感谢。这几句话实在让我内疚。因为我生在绍兴，学在绍兴，却一直漂荡外地，没有为家乡服务。所以随即说了一句出自内心的话：家乡父母官有什么嘱咐，事事遵办；家乡父老朋友有什么召唤，随传随到。的确，每次回乡，父母官和父老亲友，都逾格厚待，为家乡领导和父老亲朋做点事，当然义不容辞。
记得是1989年岁尾，有个什么会议，我们夫妇应邀住在绍兴饭店。一个清早，有位年轻人扣门来告：今天中午市长请二位到隔壁龙山宾馆吃顿便饭，届时会派人来接。我在领情之下颇感此请有些突然。午前果然有一位中年人到来，当时还不流行名片，自称是什么酒厂的厂长，市长要他前来恭请。
王贤芳市长就在宾馆门口迎接。一个精致的小餐厅，一张小方桌，四个席位，市长和我们夫妇以外，就是这位到绍兴饭店来的厂长。我感到纳闷，为什么市长请客要一位酒厂厂长作陪。
市长在说了几句我有才能，眼界宽和对家乡有贡献之类的客气话以后就转入正题，即是明春要举行的“鉴湖纪念会”。他说：此会由水利局主持，局长是教授的学生，教授是鉴湖专家，他不是绍兴人，一点不懂鉴湖，所以决定与会聆听教授和其他专家的高见。有名的绍兴酒是鉴湖水酿造的（到此我才清楚市长请酒厂厂长作陪的原因），那个鉴湖在漓渚（当指赝石、容山诸湖），湖水是洁净而含有特殊物质的。但城内和近郊的水，就污染严重。特别是那爿咸亨酒店，是外宾必到之处，从此店朝西走几步，就是一条污浊的小河。说到此时，话锋又一转，他斜瞥了厂长一眼，然后续言：绍兴酒的国外市场主要是日本，让他们看到城内河水的污染程度，他们不会开口问，我们也无法解释，但绍兴酒的外销必然要受到重大影响。为此，这个“鉴湖会”，我们不邀请外国学者。而据说很有些日本学者想来。教授和夫人在日本的威望我们早已知道，所以恳求教授向日本学者做些工作，说明我们此会是个小会，也不讨论鉴湖水作绍兴酒的事，所以不邀请外宾。
父母官的嘱咐，我当然一口应承。而事情也很易办，我只写了一封信给斯波义信教授，因为鉴湖在日本的主要研究者就是他，而且我们之间，谈话和信件来往，都可以用英语解决。我夫人在宴毕返绍兴饭店路上倒是发了点小牢骚：门面不大名气大，也会给人制造麻烦。我告诉他，事不关咸亨，是为政者不重治水之故。我们在京都，不是看到市内小河都清澈见底吗？而咸亨的这“门面不大”倒是应该保持下去，这叫做“原汁原味”。
和“鉴湖会”同年，绍兴的几位学人合作写了一本《绍兴酒文化》的书到上海出版，而要我这个全不懂酒的人在卷首作《序》。我在《序》中对民间流传和酒楼壁上对绍兴酒的吹嘘之言作了一点批判，说了几句真话。此书传到日本，拙《序》竞受到彼邦人的高度青睐，甚至决定素来由日本主持的“国际酒文化学术讨论会”，1994年的一次到我所在的杭州举行。
事有凑巧，那几年，杭州的浙江工学院聘请了一位日本的客座教授，会务正好由他办理。会前，他曾请该校派人陪同到舍下，告诉我，会址设在西子宾馆，会期三天。并有几条我必须注意的事：一、会议由日本老专家野白喜久雄和我为首，但野白先生因年事较高而近时身体欠佳，所以只好请我偏劳。二、以半天用于开幕式和闭幕式，一天半时间宣读论文，执行主席请我一人偏劳，会议用语是英语。三、会议要出论文集，野白先生和我列名主编，但《序》请我署名执笔（后来于同年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，书名《’94国际酒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》）。四、用一天时间外出参观，初步设想是绍兴某个酒厂，中午由会议出资在咸亨酒店为代表们设宴（意思是日方请客），下午游览兰亭等名胜然后返杭。“咸亨酒店午宴”。这是几位父母官都嘱咐过必须谨慎的事，特别是这次的来客不寻常，都是资深的酿酒专家，怎能让他们看到“朝西走几步”的那条浊流呢。“门面小，名气大”的咸亨，这一回真的要给我制造大麻烦了。我考虑了一番才发表意见。因为双方都用英语谈话，可以假装考虑英语词汇的形式考虑实在要说的话。或许是情急生智，我立刻想到了余姚，因为那里有一位领导层内的老学生。于是我对这日本教授说：会议安排得基本不错，执行主席和论文集作《序》的事我也可以承担。只是外出参观一天的安排欠妥。代表们多数都从国外来，仅仅一天时间，应该让他们多跑些地方，不能完全锁在绍兴。绍兴酒指的绍兴一府各邑的酒，何况黄酒酿造是同一个模式，不必一定看绍兴的酒厂。兰亭确实是名胜，但现在的兰亭离王羲之集会的兰亭甚远，这方面，我在日本的几所名牌大学都作过演讲。所以外出参观这一天的内容由我来安排奉告。对我能承担这一天参观的事，他有正中下怀之感，站起来对我作日式鞠躬。但加上一句：咸亨的宴会是许多代表提出的，请你仍安排进去，因为这是事前要和店方预定席位的。“咸亨麻烦”临头，但我总得设法摆脱它。
一辈子以粉笔度生的人，唯一的“资源”就是学生。这位余姚市领导层成员的学生随即应召而到，因为此事非面谈不可。我告诉他让这批外国人为主的代表到余姚，是余姚的光荣。参观余姚酒厂，请酒厂中午设宴，下午参观河姆渡，傍晚离开。次日得到的答复比我要求的更好：中午由余姚市长宴请。我立刻告诉这位日本教授，并要他们预定这天晚上的咸亨席位。
会议随即开幕，而那一天的余姚参观，大家都很满意。我夫人当然心里有数，所以对酒厂厂长的讲解，宴会上的市长讲话及河姆渡讲解员的讲解，都慢条斯理地翻译。在河姆渡登上回程车时已经薄暮，到咸亨酒店快晚上九点，想起几位父母官的嘱咐，我感到轻松。大家兴高采烈地上楼。我们学校的校办主任早已等在店堂门口，因为事前说好，次日学校的十几位领导层和教授，在绍兴有一个会议，我是不参加最后的闭幕式的。我也邀这位主任及驾驶员一起上楼吃他们的第二顿晚餐，日本人多，所以餐厅上的一切都是日本礼俗，敬酒、谈话，都是静悄悄的，也有不少代表，分批结伴携酒下楼，在店堂上饮酒摄影留念，但也都是轻手轻脚的。或许是茴香豆的缘故，散席已近子夜，店堂全无饮客，只有几位职工挥手向我们告别，其实是等着关门。等到我们送代表们登车离别，回头一看，店门已经关闭了。而好事的校办主任，一定要我们夫妇站在“全封闭”的店门下，为我们摄影留念，然后驱车到杭州大学来客住宿的绍兴饭店。这一晚，为了这个“门面小名气大”的咸亨酒店，实在没有睡上几个小时。
又碰上了一件巧事，我八十岁（2002年）那年，好友车越乔兄夫妇，特地从香港赶回绍兴，为我举办一次祝寿大会。又请了懂艺术的人到舍下搜罗了许多照片，为我编印了一册装璜精美的《80华诞影集》。把我的老家屋舍我们夫妇、子女在国内外的各种活动，分门别类的编列在影集中，而这张“夜半咸亨”，居然也收在其中（127页）。这或许是全集中最单调的一幅了：我们夫妇站在“全封闭”的店前，一面是一块自右自左的招牌，“咸亨酒店”。照片下的说明是：“半夜十二点，先生送走三十多位酒文化专家和酿造业主后，与夫人在咸亨酒店合影（已经上牌门了）”。偶然看到这幅照片，颇让我溯昔抚今，不胜感慨。
我希望的是，“门面小”，让它一直小下去，这就是上面说过的“原汁原味”。“名气大”，让它更大起来，这是我们绍兴的一块重要牌子。何况我年已近九，虽然按国家规定不退休，但已经不怕你这块牌子再找我麻烦了。
当然，我更希望的是：“朝西走几步”的这条浊河，能够成为一条清流。全绍兴的河湖网都能获得化浊为清的整治。
2009年10月于浙江大学
